來南越王博物館看中國文字演變
發布于：2019-01-09 11:16:51
來源：大洋網
從甲骨到紙張，從銳器刻寫到軟筆書寫……文字載體變化見證中國文字產生和發現全過程。廣東首個《中國文字展》近日在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熱展，再現中國文字起源和發展全過程。本次展覽由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與中國文字博物館共同主辦、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支持，展期至2019年3月29日。
中國文字經歷了甲骨文、金文、篆書、隸書、楷書等各種字體發展階段，字體及書寫材料的不斷演變，是中華民族的變革與開放精神的縮影。在漫長的歲月中，它們曾經記錄了漢唐盛世的磅礴氣象，也曾隨著同域外民族的文化交往而被遠播海外。
本次展覽分為“鏤于金石書于竹帛”“漢魏風骨晉唐法度”“宋元意趣明清流長”三部分，共展出150件（套）文物及輔助展品，包含陶符、甲骨文等多種文字形式，依托陶器、甲骨、青銅器、紙本等多種載質，多個角度展現中國文字經久不衰的魅力。
靜水流深：文字與書體的演變
西漢南越王博物館館長吳凌云介紹，中國文字產生于中華文化的沃土，數千年來綿延傳承，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，是世界上現存唯一的自源古典文字系統。中國文字承載著浩瀚悠久的中華文明，傳播了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。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已知中國最早的文字，最早發現于河南省安陽市西北郊的小屯村，這里原是商代后期的國都殷，即古人所謂的“殷墟”，距今已有3000多年。當時商王進行一切活動之前，必先占卜，依據占卜結果決定行止。甲骨文的內容，包括了占卜的流程與商王的裁決。
金文即青銅器銘文，始于商代，盛行于兩周，記錄了制造它們的商周貴族姓名或本族的名字，以及制造的時間和緣由，存于宗廟，示之子孫，是研究商周時期社會各方面情況的重要資料。
戰國時期，社會經濟劇烈變革，群雄各自稱王，言語異聲，文字異形。秦始皇統一六國后，李斯等人推行“書同文”措施，創制小篆，使漢字形體開始走向定形。先秦古字經過整理，客觀上促進了法令的貫徹、文化的傳播，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。起源于戰國時期的隸書，在漢代成為主流字體。隸書由篆書演化而來，將小篆圓轉的線條改為方折，從而使漢字由古文字階段進入今文字階段。至此，漢字的象形性徹底消失，而漢字的筆畫則逐漸定型。
金石竹帛：文字載體的發展
伴隨著文字的演變，傳承文字的載體在不斷更新，從甲骨到紙張，從銳器刻寫到軟筆書寫，減少了材料的制約，使文字書寫變得更加便捷、流暢。
商代使用處理過的甲骨記錄卜辭，甲是指龜的腹甲和背甲，商代占卜所用的龜甲，以腹甲居多。骨是指牛羊鹿豬等獸骨，商代占卜所用的獸骨，主要是牛的肩胛骨。與甲骨文同時或稍晚，人們將文字鑄刻在青銅禮器、樂器及其他青銅器皿上，出現了金文，又稱“鐘鼎文字”或“彝器款識”。
春秋戰國以后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，文字的鏤刻及書寫材料愈加豐富，石質碑碣、兵器、貨幣、縑帛等作為新的文字載體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。秦漢時期，大量的文字材料經由璽印與簡牘保存下來。璽印即印章，璽印文字主要保留了其主人的姓名與職官信息。南越王墓墓主趙眜隨葬9枚璽印，文體流暢，刻鑿工整，說明當時統一文字的地域范圍已擴展到嶺南地區。
唐代佛教盛行，佛經大量結集、翻譯，佛教經典抄本中亦多可見時人精湛的書法藝術。雕版印刷術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，宗教同樣是其進入實用階段的重要因素。
宋朝文化繁榮，涌現出一大批文人墨客，詞這種文學形式更是至此達到鼎盛。瓷枕的裝飾藝術也明顯受到宋代文學的影響，大量使用詩詞作為枕面裝飾素材。
明清時期，書法藝術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有所發展，與文字相關的研究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由于印刷術的進步，士人階層的發展，各類書籍刻印蔚然成風，涌現出大批私人藏書家。中華文脈源遠流長，至此又開創了新的境界。
古韻新篇：
廣東方言與文字
廣東有粵方言、客家方言、閩方言三大方言區，是語言最復雜的地區之一。先秦時期，楚方言和吳越方言已通過不同途徑進入嶺南，因而在今粵方言中，許多詞義與楚方言或吳越方言接近乃至相同。到了宋代，粵方言已經和今天區別不大了。廣東客家方言大體定型于兩宋，閩方言在廣東約定型于唐代。
無論是在廣東“下南洋”的人們與親人間的往來書信，還是近現代革命黨人的宣傳資料上，都清晰地保留了粵語的方言特色，展現了嶺南文化的生機與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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